第四章

    杨百顺十六岁那年,延津县新来了一个县长叫小韩。小韩之前,延津的县长叫老胡,湖南麻阳人,前清举人,赤红脸。老胡他爹在麻阳是个中医,一辈子治好过人,也治死过人。别的中医诊完病,开方子一挥而就;老胡他爹把完脉,每下一笔都犹豫再三。病人走后,人问:“老胡,下个方子,比生个孩儿都难,病没把准?”

    老胡他爹:

    “好把的是病,猜不透的是人心。”

    人说:

    “咱治的是病,就别管他的心了。”

    老胡他爹叹息一声:

    “咋能不管心呢?”

    又说:

    “病相同,人却不同;不同的人,开同样的方子,药也未必管用。”

    又叹口气:

    “医庸,就庸在这个地方;人死,也死在这个地方。”

    老胡中举放官,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,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。锣鼓喧天中,老胡披红戴绿,骑在马上。看众人抚掌,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:“儿啊,十里八乡皆为你贺,独我为你哭。”

    老胡:

    “又不是去法场,哭个啥?”

    老胡他爹:

    “你生性老实,闷着头读书行,做官如在豺狼中行,怕是要吃人的亏。短则一年,长则三到五年,如果不进大狱,怕是还得回家。”

    老胡:

    “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,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。”

    老胡他爹:

    “这还不是我要说的。”

    老胡:

    “您老到底要说啥?”

    老胡他爹:

    “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,千万别想不开,还回麻阳跟我学医。不为良相,宁为良医。”

    老胡来延津上任后,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。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,老胡他爹看走了眼,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,他才歪打正着,坐稳了官位。做官讲究迎来送往,逢年过节,得给上峰送礼。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,对上峰和同僚,不迎,不送,逢年过节,也不给上峰送礼。延津归新乡管,新乡的知府叫老朱。老朱为人贪,逢年过节,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,唯有老胡不送。老朱收礼之后,又爱说自己清廉。下峰九个送,一个不送,这一个不送的,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。酒宴之上,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:“都说我是个贪官,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,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?”

    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,是送话。大庭广众之下,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。老胡又不懂这个。老胡不但不懂送话,就是平日说话,也是自说自话。别人做官讲个人乡随俗,老胡来延津十年,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。呜里哇啦说上一阵,知府老朱听不懂。同僚听不懂,延津百姓更听不懂。大堂上断案,原告被告说罢,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,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。由于相互不懂,案被断得七零八落。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,延津大治。不到万不得已,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,延津人不告状。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,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。由于告状的人少,老胡闲来无事,喜欢上一门手艺:做木工活。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,一到晚上,县衙灯火通明,老胡脱下官服,换上短打扮,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。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,延津的县衙,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。县上一帮捕快衙役,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,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。延津出好木匠,源头就在这里。让衙役当木匠,衙役本该不情愿,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,断起案来,也不知其中的奥妙,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,于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。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,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,也摇头一笑。由于延津一派太平,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。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,按官制该退休了,才彻底告老还乡。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,或县令,或知府,三十五年中,如老胡他爹所言,一大半或进了大狱,或上了法场,或被罢了官。知府老朱,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。这时同僚皆骂老胡:“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,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。”

    但老胡退休之后,只告老,并无还乡,留在了延津。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,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,已服了延津的水土。延津是盐碱地,水咸,水苦,含大量的碱和硝。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,牲口喝了也摇头。延津人爱摇头,源头就在这里。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,仅是个习惯而已。老胡刚来延津时,吃了苦水,天天拉肚子,学会了摇头;几年过去,不拉肚子了,回湖南麻阳省亲,麻阳水淡,缺碱和硝,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。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,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。老胡这时又摇了头。老胡退休之后,只好认他乡为故乡,留在了延津。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,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,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,彻底当起了木匠。初当木匠一身轻松,一个月后,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。老胡当县官时,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,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。木匠分房木匠、车木匠、家具木匠;三种木匠中,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;车木匠,轮鞣辐辏,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;房木匠,抖棋檐棋,雕梁画栋,又比车木匠难些。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,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,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,已力不从心,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。过去当县官时,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,他就打成啥模样;现在成了本业,便想推陈出新,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,这又难了;或者,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,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。白天发愁一天,夜里掌着灯,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,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,还无下手处。这时往往摇头感叹:“都说做官难,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。”

    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,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,往往感叹:“老胡还没歇着。”

    “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。”

    老胡退位当了木匠,县长就换成了小韩。小韩三十出头,嘴小,能塞进个花生豆,梳个背头,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。女人嘴小常见,男人嘴小就少见了。小韩是河北唐山人,一口唐山口音。在延津人听起来,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,但相对而言,小韩的唐山话,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。正是因为这个好懂,给延津带来了麻烦。小韩一到延津,就对延津生了气。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,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,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;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,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,呛着了小韩。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,小嘴不停;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,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;每天断官司之余,爱给民众讲话。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。小韩就更要讲了。小韩是延津的县长,本来啥时想讲,啥时就可以讲,但几场话讲下来,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。话是能听懂,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。为了一个懂字。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。讲话先从学堂讲起,再普及民众。但当时的延津,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,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,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,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。但现盖一座学堂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盖学堂需要钱,延津是个穷县,急手现抓,一时哪里抓得来?就是现成有钱,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,盖不起一座学堂。小韩等不得,只好因陋就简。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,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,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,本名叫希门尼斯·歇尔·本斯普马基,中国名字叫詹善仆,延津人叫他“老詹”。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,教堂就变成了学堂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:“县长,你办民学我不反对;你没收教堂,上帝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    小韩咂嘴:

    “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,他说他同意。”

    老詹:

    “县长,这玩笑开不得,你要这么弄,我到开封教会告你。”

    天主教会,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,官府也让三分,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,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:“詹先生,我别的都怕,就不怕打官司,您快去快回,我在县衙等你。”

    没想到小韩这一刀,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。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,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,名叫雷吉奥·古斯塔夫,大家都叫他“老雷”。老詹和老雷有隔阂,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,而是有教义之争。教义上有分歧,这教越传,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。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,合并到其他分会去。老詹说去告状。也就是那么一说,没想到没吓住小韩,倒是第二天一早,教堂门楣上“天佑东方”四个字,就变成了“延津新学”。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,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,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。

    学堂有了,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。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,又讲口才。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,是讲你如何不能说。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,皆是闷嘴葫芦。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,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,嘴也不停地说;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。他们不停地说,如果说下了道,就把话说乱了。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。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。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,入新学者,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。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,现栽苗现浇水,小韩嫌季节太长;念过五年书的人,才能听懂小韩的话。既招男学生,也招女学生。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,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,也准备从“延津新学”毕业的学生中遴选。延津是个穷县,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“延津新学”。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。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,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,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,许多乡下财主,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,送进了“延津新学”。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,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《论语》,是因为不用交束脩,学是白学;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,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。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儿俩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,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,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。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。老杨又改了主意。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,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。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,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。豆腐做完,已是晚上。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,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;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,还要拉着老马聊天。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,就怕聊天,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去。聊起话儿来,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;自打认识老杨,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;老马从老杨那里,听到的却全是废话。粗开玩笑行,细聊不行。更烦人的是,老杨出门就说,他跟老马是好朋友,好像两人在一起,每件事都有商有量,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还有,老马累了一天,也想早睡。而老马每天睡前,还得吹两口笙。这个吹笙,从赶大车来。老马本不喜欢赶大车,只是换了许多营生,如泥匠、瓦匠、铁匠、石匠,皆不如意,又回头赶大车。这一回头,赶了几十年大车。再赶起大车,便爱在大车上吹笙。别的把式在车上栽嘴,老马赶大车在吹笙。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,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。别的牲口闻鞭而动,老马的牲口闻笙而动。老马使过的牲口,别的把式就没法使了,因为光抽鞭子没用,牲口不听笙不走。久而久之,临睡之前,老马也爱给自己吹两口笙。就像有的人睡觉之前,得喝两口酒一样。同是吹笙,吹给牲口是为了让它们不打瞌睡,吹给自己是为了睡。也算笙同意不同。本来老马每天不睡这么早,今天张罗一天也是累了,便盼着老杨早点走,他好吹笙睡觉。如果是放到平时,老马会说:“还聊啥?累了。”

    但看到老杨给他家做了一天豆腐,头上的汗积成了白碱,只好和老杨坐在院里槐树下,听老杨在那里瞎扯。老杨东一葫芦西一瓢地说了一大片,老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不知怎么就说起县上小韩办新学的事,老杨说着说着自己急了:“啥学?上个学还要钱?要钱没有,要命有一条。”

    好像小韩坐在对面逼他。这话题老马也不感兴趣,但老马觉着如果不在一个话头上截住老杨,老杨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;而截住他的最好办法,便是在一个话头上,横着给老杨一闷棍,老杨一时磨不过弯来,就会回到家自己琢磨,老马也就脱身了。于是截住老杨的话头:“你这话说得不对。”

    老杨吃了一惊:

    “哪里不对?”

    老马:

    “我娃是年龄大了,如果你娃是我娃,我就送他进新学。进了新学,不就等于进了县政府?”

    老杨:

    “说的就是这个,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县政府,就是为了让他们跟我在家做豆腐。”

    老马点着老杨:

    “不是我说你,长着一对老鼠眼,看啥事,只能看一寸长。我且问你,过去的县令老胡知道不?”

    老杨:

    “不就是那个木匠吗?断案断得七零八落。”

    老马:

    “我不说断案,我说木匠。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,专打家具,打一件卖一件;同样一张条几,别人卖五十,他卖七十;上回打了一张八仙桌,‘丰茂源’的掌柜老李,花一百二的高价买走了,为啥?”

    老杨愣了愣:

    “他木匠活做得好?”

    老马:

    “一个二半糙子,活能做好吗?是因为他过去当过县令。”

    又说:

    “世上的木匠千千万,但当过县令的木匠,也就老胡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又说:

    “一张八仙桌没啥,八仙桌加上县令,它就出奇了。”

    又说:

    “老李在家里摆的不是八仙桌,是县令。”

    又说:

    “老杨家有一人在县政府,不耽误老杨家做豆腐;等老杨家的人从县政府出来,再回头做豆腐,老杨家的豆腐,不就成老胡的八仙桌了?”

    一席话说得老杨恍然大悟。赶大车的老马,眼圈子果然比他大。本来老马也就是随便说说,好止住老杨的话头,但老杨从老马那里讨主意讨惯了,也就当了真。于是,不是为了新学,也不是为了科员,还是为了豆腐,老杨又要把儿子送进小韩的“延津新学”。但因为上新学要交学费,老杨又决定杨百顺和杨百利两人之中,只选送一个。有一个人将来到县政府混一圈,家里的豆腐就不是豆腐了。如果没有县政府在前边晃着,杨百顺和杨百利谁也不愿去上“延津新学”,如同又进了一趟老汪的私塾,还要再吃二遍苦,再受二茬罪;如今有县政府的科员在前边晃着,虽然还不知道最后能否被小韩挑中,但万一被挑中,成了县政府的人,也就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了。比这更重要的是,从此也就出门在外,脱离豆腐和他爹了。为脱离豆腐和他爹,杨百顺本想投奔喊丧的罗长礼,杨百利想投奔算命的瞎老贾,现在两条路均被堵死了。退而求其次,去县政府也算一条出路。去了县政府,也就彻底摆脱了他爹和豆腐。老杨送孩子去“延津新学”是为了豆腐,杨百顺杨百利上“延津新学”也是为了豆腐。哥儿俩在私塾相互赶着与老汪捣蛋,现在却争着要上“延津新学”。但谁能去“延津新学”,还得老杨说了算。哥儿俩自生下来头一回,开始相互赶着讨好老杨。老杨做豆腐不爱吃豆腐,爱吃一个不花钱的东西——老鸹蛋。杨百顺五更起床,到后河沿爬了七棵大榆树,给老杨掏蛋。天刚傍黑。杨百利给老杨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:“爹,一天卖豆腐乏了,快脱鞋烫烫脚。”

    卖豆腐的老杨更觉得老马的主意高明。比老马主意更高明的,是老杨的主意,两个儿子中,只选一个上新学。让两个人同去他们觉得是应该,两个人中选一个。两个人都开始看老杨的脸色。但两个儿子到底让谁去呢?卖豆腐的老杨又犯了愁。老杨一犯愁,又跑到马家庄找老马。老马本来只是随便说说,好止住老杨的啰嗦,没想到老杨当了真,反倒更啰嗦了。老马觉得自己当初失了策。但事到如今,老马也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。路走到一半,将车掉头磨回来,老马更费劲,老杨会更没完没了。老马问:“他们俩谁脑子好使,谁脑子笨呀?”

    老杨摸了摸胡茬:

    “要说脑子好使,还是老二,老三脑子死性。”

    老二是杨百顺,老三是杨百利。老杨突然明白了老马的意思,遂拍一下大腿:“老二脑子好使,就让老二去吧。”

    但老马摇摇头:

    “还是让那个脑子死性的去。”

    老杨吃了一惊:

    “为啥?上学不得脑子好使?”

    老马:

    “上学是得脑子好使,但要说值得着,还得那个脑子笨的。人就像鸟一样,脑子好使,翅膀一硬就飞了;脑子笨,撒出去才能飞回来。”

    老马又说:

    “再说,上学做官是为了啥?是为了回头卖豆腐;脑子好使的,豆腐拴不住他;脑子笨的,才能飞回豆腐上。”

    老杨又恍然大悟,佩服老马的见识。但又有些犯愁:“让老三去,老二跟我闹咋办?”

    老马:

    “二挑一的事,抓阄呀。”

    老杨:

    “万一老二抓着,老三没抓着咋办?”

    老马呸了老杨一口:

    “我看不是老三脑子死性,是你脑子死性。”

    老杨又恍然大悟。老杨从老马家回来,杨家就开始抓阄。抓阄是在晚上,一个饭碗,里面放了两个阄。老杨抱着饭碗使劲摇晃,突然将碗扣到桌子上,掀开碗说:“抓吧。谁抓着抓不着,都是自个儿的命;谁抓着抓不着,都埋怨不着我。”

    杨百顺杨百利都有些战战兢兢。由于战战兢兢,都不敢自己先抓,相互倒客气了。杨百顺:“弟,你先抓。”

    杨百利袖着手:

    “你是哥,得你先抓;哥不抓,我这手剁下来。也不会先抓。”

    杨百顺只好先抓。抓到手里,打开阄,上边写着“不上”。另一个阄肯定是“上”了。杨百利向杨百顺打了一躬:“算哥让着我。”

    于是杨百顺留在家跟老杨做豆腐,杨百利到县城去上“延津新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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