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

  严格是“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”的总经理。严格是湖南醴陵人,三十岁之前瘦,三十岁之后,身边的朋友都胖了,出门个个腆个肚子,严格仍瘦。三十二岁之前,严格穷,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,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;人一天该吃三顿饭,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;也不是两顿,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,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。大学毕业,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,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。三十二岁那年,遇到一个贵人;人背运的时候,黑夜好像没个尽头;待到运转,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。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,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。当然,也不同于高俅。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,也就十多年光景,严格从一文不名,到身价十几个亿。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,不是建筑,不是经济,也不是金融,学的是伦理学;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,什么都不讲,就在地球上盖房子,从小在村里都见过,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。他的头像,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;把眼睛拉出来,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。世界,哪有一个定论啊。没发迹的时候,严格见人不提往事;如今,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,大家都笑。大家说,严格是个幽默的人。

  严格富了之后,也有许多烦恼。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,跟身边的人有关系。四十岁之后,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,一,人越吃越胖;二,心眼越来越小。按说体胖应该心宽,不,胖了之后,心眼倒更小了。心眼小没啥,还认死理,人越来越轴了。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。别人轴没啥,身边的朋友轴没啥,老婆也越吃越胖,心眼越来越小,人越来越轴,就让严格头疼。严格的老婆叫瞿莉,三十岁之前,瘦,文静;过了三十岁,成了个大胖子,事事计较,句句计较;一个CEO的老婆,家产十几个亿,为做头发,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。由老婆说开去,严格感叹:中国人,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?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,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。幽默和不幽默的人,是两种动物。拧巴还在于,人不幽默,做出的事幽默。出门往街上看,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,洗澡堂子叫“洗浴广场”,饭馆叫“美食城”,剃头铺子叫“美容中心”;连夜总会的“鸡”,一开始叫“小姐”,后来又改叫“公主”。严格走在街上,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。本不幽默,也学得幽默了。人介绍他:“‘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’的严总。”

  严格忙阻住:“千万别,一盖房子的。”

  人说他瘦,讲健身,他说:“想吃胖啊,得有得吃呀。”

  人说他生意大,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,他摇头:“搬砖和泥,粗活,不要见笑。”

  人说他幽默。他渐渐也不幽默了。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,而是因为幽默,严格吃过不少亏。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,不管是生活,或是生意,皆是刺刀见红。水该一百度沸腾,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;水该零度结冰,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;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。本来是一句玩笑话,待朋友翻脸后,或没有翻脸,仅为一己之私,会把上次的玩笑,下回当正经话来说;时间一变,地点一变,人的态度一变,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,这话立即就变了味,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,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。话的变味,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。由此带来的拧巴,比人穷不走运还大。严格摇头:“不让幽默,我不幽默还不成吗?”

  四十岁之后,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,四十岁之前,自己爱说笑话;过了四十岁,开始不苟言笑。久而久之,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。人跟他开玩笑,如是部下,他会皱眉:“不能正经说话吗?”

  如是朋友,他不接这个玩笑;对刚才说过的事,不苟言笑重说一遍。或者,四十岁之后,严格除了瘦,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。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,但话每天又得说;话不是不能这么说,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,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,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、眼干舌燥一样,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,这日子早晚得着火。机油,你哪里去了?

  “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”下边,有十几个建筑工地。十几个建筑工地,就有十几个包工头。任保良是其中之一。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,也常去建筑工地。建筑工地的民工,没有一个是胖的。见到这些民工,民工有河北人,有山西人,有陕西人,有安徽人,也有河南人;与大胖子说话,话越说越干涩;倒是到了建筑工地,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,又让严格乐了。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,白菜炖萝卜,但一张口,句句可笑,句句幽默。或者说,是这些民工的话,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。所有的包工头,见严总来了,以为是来检查工程;工程是要检查,但主要,是来听民工们说话,透上一口气。古风存于鄙地,智慧存于民间;有意思的事和话,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;仅剩的一些残汁,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;奴隶们创造历史,毛主席这句话没错。

 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,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。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,还愣。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,觉得他很精;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,句句有些傻。或者不能说是傻,是粗;不能说是粗,是愣。但话愣理儿不愣。句句是大实话。初听有些可笑,再听就是实话。原来实话最幽默。一天傍晚,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。一幢CBD的楼壳子,已盖到五十多层。两人坐着升降机,来到了楼顶上。夕阳之下,整个北京城,尽收眼底。严格感叹:“好风光啊。”

 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,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:“‘鸡’又该出动了。”

  又啐了一口痰,狠狠骂道:“婊子就叫婊子,还‘小姐’!”

  又说:“严总,咱别盖房子了,开窑子吧。挣个钱,不用这么费劲。”

  这话没头没脑,初听很愣,细听可笑。严格来时,正烦恼一事,现在弯腰笑得,把一切烦恼全忘了。本来晚上还有饭局,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。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,从没这么美丽过。渐渐,平均一个礼拜,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。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,遇到饭点,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。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,一端起碗就吐酸水;严格却觉得好吃,连菜带汁,能吃上两碗,吃出一头汗。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,感叹:“该闹革命了,一闹革命,你天天能吃上这个。”

  严格又笑。

  这天中午,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。工地正在吃中饭。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,没去食堂,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,正蹲在他自个小院的台阶上吃。任保良的小院,不能说是院,离工棚三尺开外,靠一棵枣树,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;房前,巴掌大一块地方。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。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,见严格来了,以为又来吃中饭,嘴里嚼着鸡说:“等着,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。”

 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,既不是为了吃饭,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,是为了找一个人。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,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。一番车轱辘话说完,任保良有些懵:“严总,你要演戏呀?”

  严格:“不是演戏,是演生活。”

  任保良一愣,接着笑了:“生活还用演,街上不都是?”

  严格:“一下没过好,可不得重演?”

  接着一五一十,给任保良讲了这段没过好的生活的来龙去脉。严格遇事背别人,背那些大胖子,背老婆,但不背任保良这种人。原来,严格一直与当今一位走红的女歌星好,这天严格去她家里看她,两人该办的事办了,严格走时,她戴一墨镜,把严格送到楼下。楼下有一条小胡同,胡同里有钉皮鞋的,烤羊肉串的,修自行车的,崩爆米花的,卖煮玉米的,卖烤红薯的,一派人间烟火。两人分手之前,女歌星到烤红薯的炉子前,买了一块烤白薯。正好一个小报记者在对面小铺吃杂碎汤,看到这歌星,大吃一惊,顺手拍了一张照片。这照片别人拍到没啥,被记者拍到,第二天就上了报纸,占了半个版。照片有两张,一张是街头全景,熙熙攘攘的人,各种做生意的摊子;全景图片右上角,叠一张特写,烤白薯的炉子前,女歌星握着一块红薯,在往嘴里塞。图片下的标题是:厌食症也是炒作?这事登报没啥,说是炒作也没啥,这事本身就是炒作,正着炒反着炒一样;问题是,歌星肩右,露出一严格的人头。图片上的严格,条瘦,倒像得了厌食症。严格对上报并不介意,他把自己的照片,整天挂在四环路的广告牌上;但报上不是他一个人,旁边还有女歌星,问题就大了;虽然他把照片挂在四环路边,世上没几个人能认出严格;问题是,严格的老婆瞿莉认识严格,瞿莉早就怀疑严格外边有人,现在报上登了这个,怀疑不就照进现实了吗?瞿莉上个礼拜去上海走娘家,下午就回北京。一下飞机,就会看到这报纸。瞿莉的头发没做好,就能跟美发店吵翻,现在看严格跟一个女人在一起,又上了报纸,怕是要拿刀子杀人。瞿莉还有一个习惯,动刀之前,爱搞追查;这个追查的过程,比杀人本身还可怕。照此推论,瞿莉看到报纸,便会去现场调查。为了蒙骗老婆,严格想把现场重新布置一遍,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;待瞿莉调查时,众人皆说严格和歌星不是一起来的,把必然说成偶然,把两个关系亲密的人,说成互不认识;说不定能将案子翻过来,躲过这一劫。街头现场有十几个摊位,烤红薯的,烤羊肉串的,钉皮鞋的,崩爆米花的……,严格都交代好了;就一个卖煮玉米的,安徽人,一说话就哆嗦,怕他露馅,得找一个人替他;演他,还得像他;像他的人,工地最多,就找任保良来了。一番话说完,把严格累着了,任保良也听明白了。但任保良怀疑:“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?我们不白张罗了?”

  严格:“她看不到,别人也会告诉他;她身边,都是大胖子。”

 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,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,任保良能听懂。但他又感叹:“多费劲呀,如是我,早跟她离了,一了百了。”

 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:“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。电视上,每天不都在演戏?一个人去视察,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,和对付我老婆一样。各人有各人的难处。”

  任保良明白了,这戏是非演不可了;但他搔头:“可要说装假,你算找错了地方。工地几百号人,从娘肚子里爬出来,真的还顾不住,来不及装假。”

  严格的手机响了,但他看了看屏幕,没接;端详任保良:“我看你就行。”

  任保良跳了起来,似受了多大的委屈:“我咋给你这印象?剥了皮,世上最老实的是我。”

  这时话开始拐弯:“严总,咱说点正事,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,该打了;材料费还好说,工人的工资,也半年没发了,老闹事。”

  用手比划着:“一个月不出,我的车胎,被扎过五回。”

 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“桑塔纳”。严格止住他:“我说的也是正事。我要被老婆砍死了,你到哪儿要钱呢?”

  任保良一怔,正要说什么,小院的门被“哐当”一声撞开,刘跃进进来了。进来也不看人,也不说话,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,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,往枣树上搭。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。任保良喝道:“刘跃进,你要干嘛?”

 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:“干了半年,拿不着工钱,妻离子散,没法活了。”

  原来,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。这次韩胜利没白来,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,给他挤出二百块钱;这二百块钱的窟窿,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;虽说是菜金,其实这二百块钱,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,只是不想还债,才找出这么个说法。但韩胜利不同往常,临走时说,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,只给两天时间;两天再不还,就动刀子。看他的神色,不像开玩笑。目前刘跃进身上,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;但这点钱,以备不时之用,一般不敢动;身上少了五千块钱,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。韩胜利走后,刘跃进正兀自犯愁,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,说学校的学费,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,不能再拖了;也是两天,如果交不上去,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。欠人钱,儿子又催钱,任保良欠他钱,三方挤得,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。儿子正好来了电话,也是个借口。他也知道,任保良手头也紧,想让任保良还钱,就不能用平常手段。上个月,安徽的老张,家里有事,辞工要走,任保良不给工钱;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,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。消防队来了,警察也来了。任保良在下边喊:“老张,下来吧,知道你了。”

  老张下来,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。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,把工钱要回来。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,跟任保良,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;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,两人已撕破了脸;加上被事情挤着,也就顾不得许多。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,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。任保良马上急了:“刘跃进,你胡吣个啥?你妻离子散,挨得着我吗?你老婆跟人跑,是六年前的事。”

  又指严格:“知道这谁吗?这就是严总。北京半个城的房子,都是他盖的。你给我打工,我给他打工。”

 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:“严总,你都看到了,不赶紧打钱行不行?见天,都是这么过的。”

 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,看他俩斗嘴;这时轻轻拍着巴掌:“演得太好了。”

  又问任保良:“是你安排的吧?你还说你不会演戏,都能当导演了。”

 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,栗子鸡撒了一地:“严总,你要这么说,我也上吊!”

 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,上去踹刘跃进:“想死,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!”

 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,指指刘跃进,断然说:“人不用找了,就是他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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